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如上所述，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的一个构成性因素———缺乏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认知，就算不上法律职业的一员。
议论的广泛程度和频繁程度，直接促成了今年3月9日中央组织部、中编办、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共同制定发布了《关于缓解西部及贫困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法官、检察官短缺问题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比如，对第一章总则的四条规定，就可以在表述方面做某些调整和修改： 第一条 为了提高法官的素质，加强对法官的管理，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司法公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摘要:法官职业化是中国司法改革和发展的重大主题之一, 处理这样一个宏大而复杂的问题,需要在理想和现状、目标和方法方面进行艰难的立场选择和策略安排。另外，就在职法官的培训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也是有同有异。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各地区在整体发展水平上巨大落差，就更是如此。进不来、不愿进——社会上条件合格者不得而入或不愿进入。第二，如果资源是非常短缺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特别地强调中国的法官培训必须考虑中国的法制和司法改革的前瞻性需要。
十、对我国法官培训的两个角度的思考 关于中国的法官培训，我们需要考虑许多方面的许多问题。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尽管在法制和司法改革的实际操作上，常常会让人感到无从下手、找不到合理的支点，从而不得不引进某种试错机制，进行程度不同的模糊操作，但是，有一点我想可以肯定，即：提高法官素质是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法官是司法权的承载者，法官素质的提高，是司法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通过组织人事部门从公安或其他部门调入的有61人，占36%。
考虑到在实践中延缓法官退休年龄只是一个在个别和局部意义上有必要的主张，在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造的大背景下，在一般决策上，延缓法官退休年龄之说应该缓行。在这里，我想从法官培训的理想模式和实际操作这样两个角度，谈谈自己对我国法官培训的总体看法。（5）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二年。可以认为，对法官培训含义的不同理解，决定了法官培训机构在职能定位上的不同。
在法院内部担任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应该具备法官身份。就《法官法》与新近通过的《公务员法》的关系而言，两者同属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尽管有前法和后法之分，但它们之间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因为公务员法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法律对公务员中的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监督以及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因此，法律职业道德对于法律职业的重要性，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因素。知道决定职业行为对错、好坏的标准，以及证明职业行为和道德主张为正当的适当理由。简单地说，就是在严格法官遴选条件、保证法官职业的高品质的前提下，主要以任职资历为主来确定法官的等级并设定相应的薪酬待遇，而不是把法官等级简单地同法院的级别、在法院内担任的职务相匹配。十一、《法官法》与法官的职业化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以下简称《法官法》）自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迄今已实施十年整，期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于2001年对相关内容作过重要的增补和修改。
对比可以是纵向的历史对比，得出的结论是近三年司考门槛有逐年降低的趋势。法律职业与其他专门职业一样，都是以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作为自己的力量源泉的群体。二指司法考试合格作为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法定要求之一，所必然具有的门槛效应。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认知，为从事法律职业活动所必需，它应该属于法律职业者必须具备的最低限度的能力的要求。
法官管理要合理规范，真正体现法官职业的内在规律和特性。在它们那里，严格意义上的法官培训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话题，它不同于法官在任职前的学历教育和职业训练，而是着重于法官任职后在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伦理上的不断更新。
一般为5年（至少3年半），采用的方法是讲授和练习。从国外法治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经过漫长时间的磨合，司法以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获得了良好的定位。
从事法律职业必须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是一种习得的艺术，其中就包括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作为职业自治的实施途径。另一种是广义的法官培训，它还包括通过一个培训或教育过程把一个普通人造就为一名法官，即所谓的职前培训。法律职业包括法官、检察官、执业律师、法律教师等。显然，法官所具有的这样一种专门素质的养成，离不开专门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与之相对，司考门槛高低的话题也具有性质不同的意味：在前者，司考门槛高低意指司法考试通过率的高低。
我国在建立、推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后，之所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上出现某种混乱，以至于提出从事公职的律师是不是律师的疑问，关键就在于没有区分律师的两层含义，并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4）与上面这点相联系，我们可能要考虑从律师中选法官这种做法与整个司法传统和诉讼框架的关联性。
法律职业道德与法律职业者的法律活动相联系，是社会整个道德体系的一个有机而特殊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现阶段，如果从整体上审视我国法官职业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构成，对于在制度设计上是否应该作出延缓法官退休年龄的决策这一问题，恐怕我们还不能不做否定性的选择。
当然，《法官法》的严格实施要求强化对其权威性的认识，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法官法》的法律位阶。就此说来，相应的教育目标可具体分解为四个层次，依次是： 对道德评价的认知：善的存在。
诸如： 法官遴选的路径要进一步清晰规范。从整体上说，中国法官也不是一个经过严格职前选拔的群体。在日常生活中要有公正、谦恭和敬重他人的修养和气质。对此，我想简单地谈五点看法： （1）如果我们以为法官职业代表了法律职业的高水平，做法官像在英美国家那样被当做是从事法律职业者的一种令人羡慕的成就，同时，如果我们还以为法官职业在组织构造上的封闭性对其品质有不利影响，那么，基于上面对律师一词双重含义的辨析，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从具有律师或法律家的身份资格的其他法律职业者中选法官，包括执业律师、检察官、政府法律官员、法律教师等，而不只是从执业律师中选法官。
司法必须为民，但是司法为民的直接要求是追求司法审判的独立和公正的品质。其中的要点是：法官职业自始就应该高品质，其品质应该维护而非提高。
《法官法》第24条规定：对法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理论培训和业务培训。尽管如此，就现阶段的情况看，这还只是一个已经树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实现的目标模式，却非现状：目前法官整体的学历状况远远没有达到《法官法》要求的水平，本科学历以上的人员平均在40％左右，如果考虑是否法律本科和获自正规法律院校的因素，这一比例还会大大缩水。
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许多涉及制度设计和完善的改革，尤其是各种关于法制改革和司法改革的谈论，都是以一个理想的法律职业的存在为前提。对此，我国法官法第九章作了专门规定。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01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前，许多业内人士对法官职业道德的兴趣都在于竞相概括法律职业道德准则的点点道道，而如今在该准则出台并把职业道德准则概括为六个方面后，这方面的兴趣和思考则骤然陡减。地、县两级检察院要分别达到90％和80％以上。在后者，法官则是职业教育和自由实践的结果——一个人只有在专门的职业教育（如美国的法学院，英国的律师学院）的基础上、经过从事律师等其他法律职业的实践并且声誉卓著，才有可能成为职业法官。法官职业是法律职业的一种。
其二，现阶段许多地方、尤其是其中的基层法院，法官严重短缺，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症之药是提高职业的含金量，解决进口不开，出口不畅，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延缓在职法官的退休年龄。正是这种充足的道德内涵，才有效地支撑和巩固了法律职业的社会地位。
此外还可以发现，《意见》对于解决这些地区司法官短缺问题的思路也是比较健全的。1/4是关于社会能力的，如法庭修辞和交际。
就我国的法制改革和法治事业而言，一个理想的法律职业所必须具备的上述品质，应该成为我们判断法律职业是否能够承担法治重任的标准，也是我们对现有的法律职业进行专门职业化的改造和整合的标准。所谓身份特权意指：凡是公民享有的权利而不因法官身份受限制的，无需在法官权利中重复规定。
留言0